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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，清华大学附近一间简陋的平房里，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迎来了一位旧相识。
来人是中南海的厨师程汝明，奉江青之命，专门来看看她的生活状况。
屋子不大，陈设也很简单。
床上的被褥已经破旧，煤炉旁堆着煤球，屋内温度不高，却看不出主人有过多抱怨。
李云露见到程汝明，先问起江青的身体，又问李讷近来的情况，始终没有主动提钱。
这一点，反倒让程汝明印象很深。
按江青的吩咐，他本该了解姐姐有什么困难，可李云露只是摇头，说自己没有特别要求，希望江青和李讷保重身体。
多年姐妹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也藏在这几句寻常问候里。
李云露比江青年长。
江青幼年时，家中关系并不简单，姐姐却没有因身份差别而疏远她。
父亲去世后，李云露曾把母亲和妹妹接到身边照料。
江青后来到济南求学，姐姐也给予过实际帮助。
这段照料并非一朝一夕。
李云露曾长期替妹妹照顾母亲，直到母亲1948年去世。
对年幼的江青而言，姐姐既是亲人，也承担了几分长辈的责任。
这样的情分，后来成为两人关系中始终无法完全抹去的一层底色。
1930年代，江青受到进步思想影响，参加革命活动。
1933年，她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因组织联系中断而辗转寻找出路。
到延安后，她改名为江青，参与文艺和宣传工作，并逐渐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生活圈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云露一度被接到中南海，替妹妹料理家务。
她的儿子也曾得到赴苏联学习的机会。
只是相处日久，姐妹之间发生矛盾，李云露离开中南海，两人的来往也随之减少。
有意思的是，亲情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。
李云露后来仍会写信，内容大多是问候江青、惦记李讷，也含蓄提到自己的生活困难。
她很少直截了当地开口，这种克制，可能与她一贯要强的性格有关。
党的九大以后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注意到这些来信。
起初，他并不知道写信者是谁，后来才从程汝明那里得知，原来李云露正是江青的亲姐姐。
信件被放在一旁，姐妹间的联系却没有真正恢复。
李云露的丈夫王克铭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意外去世，留下两个儿子。
到了特殊时期，她的收入并不宽裕，居住条件也较为简陋。
程汝明看到屋内情形后，回去向江青作了详细汇报。
江青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，吩咐说：“再去一趟，从我的钱里给她送去5000元。
”据程汝明等人的回忆，这笔钱被解释为帮助姐姐度过难关，也算偿还多年欠下的一份情分。
这5000元并不是江青长期积攒的财富。
毛泽东晚年工资为每月404.
8元，家庭开支项目很多，稿费和个人收入也有明确管理。
此前，毛泽东曾从稿费中拿出32000元，分给江青、贺子珍、李敏和李讷，每人8000元。
江青所说的“存款”，主要就是其中一部分。
江青平日还喜欢摄影，购买器材、胶卷以及冲洗照片都要花钱。
1964年的有关记录中，冲洗照片和购买胶卷就支出过一百多元。
这类开销在当时并不算小，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常常感觉手头并不宽裕。
程汝明把5000元送到后，李云露接受了这份帮助。
可是，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，江青的处境和经济安排都发生变化，她又提出想把这笔钱要回来。
程汝明和吴连登都劝她，钱既然已经送出，再收回不合适。
江青听后反复思量，最终没有继续追要。
这个细节没有改变姐妹关系的结局，却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：多年疏离之后，迟来的帮助是真实的，犹豫和顾虑也同样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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